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祖国的建设事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,虽然过程充满了各样的阻力和坎坷,但政府与人民仍旧在风雨之中砥砺前行。
不论彼时建设的结果如何,但其终究是,为我国当今的富强盛世打下了坚实基础,同时也为祖国的长久建设和未来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,而在整体的奋斗过程中,还曾出现过许多的“意外惊喜”。
就比如在1962年,青海省为修建自来水网络期间,民兵陶金兰与陶恩铭兄妹二人,在为水管管道开垦沟渠时,竟然在地下近十米深的位置,意外挖掘出了将近7万枚银元。
政治素养极强的陶家兄妹,当即便将该情况上报给当地政府,后经核查,这批银元是近代战争时期的产物,同时兼具极高的物资价值和文化价值。
展开剩余83%而与此同时,隐藏在这批银元背后的故事和机密也逐渐浮出了水面...
根据统计和记录,被陶家兄妹意外发现的这批银元共有67981枚,在数量庞大的同时,其样式的丰富也足以让人惊掉下巴。
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南京国民政府时期,银元,也就是市井百姓口中的“大洋”,仍被作为市面上的统一价格单位。
彼时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设置的造币厂,这里出产的银元含银量接近90%,样式也普遍是在银元背面刻有帆船的图案,其也因此被称为“船洋”。
这一款式的银元,根据当时国内社会环境的波动,其价值在一段时间内也存在着较大的波动,若是按照当今汇率进行换算,一块银元的价值便约合人民币300元到800元。
而陶家兄妹挖出了银元中,除去部分的如上述的“船洋”外,竟是还包含着更多物资价值、文化价值都成倍于船洋的其他银元。
如乾隆时期的广东铸造的“光绪元宝”样银元、光绪年间吉林省、清朝户部铸造的“大清银币”样银元,甚至还有最早期自西班牙、墨西哥、英国传入我国的英洋、刻有龙纹标志的龙洋。
由此可见,这批意外出土的,将近七万块儿的银元的价值之高。
若要说起这陶家兄妹挖出银元的经过,还得从青海省当地动工自来水基础施工的事情讲起,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便捷地用水,国家正式下达搭建自来水管道的政策和指令。
但碍于科技和建设水平的落后,工程的施工存在着巨大的阻力,而像青海省这样相较远离中央的省份,自然也就要承担其更大的压力,而首当其冲的便就是管道沟渠的开垦问题。
中央的命令,下达至陶家兄妹所在的村落后,村民们也都兴致勃勃地开始动工,但几天时日下来,人们最初的热情被劳累疲惫消耗殆尽,在兴建问题上也不再积极。
而当沟渠开垦至某一地段时,大家也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,一节厚重的树根阻挡住了大家开垦的步伐,而解决方法也就只有将树根直接排除。
但大家望向一旁的青壮大树后,便全部偃旗息鼓,这么壮的树,那树根还不知道得延伸去地下多少米去,但陶家兄妹却站了出来,他们主动承担了这份苦差。
但没想到的是,在挖掘的第二天,他们便在树根下挖出了一些圆形金属。
陶恩铭的见识更多,待擦去附着的泥土后,他一眼就看出来这是“大洋”,虽然和他认识的款式不一样,但通过质感和品相,陶恩铭也敢断定这肯定是好东西。
于是二人又向下刨了几锄头,没想到的是,他们越刨越深、银币也越刨越多。
陶恩铭见此情形,便叫停了妹妹,并在二人商议过后,决定由陶恩铭留守此处以作看守,陶金兰负责去大队报告情况。
陶金兰报告之后,当地党组织也立刻动作,一种党组织成员和领导跟随陶金兰赶到了现场,看到有党委书记在列,陶恩铭也终于放松下来。
经过一天的搬运,银元被党中央全部回收吗,后再经党中央的研究,这批银元的来历也大白天下。
在统揽如此庞大数量银元,而且银元的时代跨度还如此之长,能在近代民国时期做到这点的,无非只有国民党或是军阀势力了。
再根据银元的发现地这一因素,谜底真相便已八九不离十,能在青海省搜刮收集如此巨量财富的,也唯有西北军阀“马家”有这个机会和实力。
坚决且歹毒邪恶的反革命者马步芳,最先成为被怀疑的对象,马步芳在西北期间,大肆压迫青海省及周边地区牧民,另外其残害红军战俘的天谴行为更是令人发指。
但通过详细的地理数据分析,银元出土的位置与马步芳的活动范围并未有过交集,于是再通过地理位置顺藤摸瓜,中央才锁定了最终的目标,马步芳的表哥——马元海。
因根据西北军阀的地理图纸进行分析后,当今银元的出土地,在过去正是马元海的私宅。
马元海虽不如弟弟马步芳、马步青那般穷凶极恶,但他同样也对共产党派的革命和国家的复兴造成了破坏,而相较西北军阀马家的全员大恶,马元海的一生也只能用庸废形容。
18世纪末至解放战争时期,关于西北势力的每场变乱兵戈,都有马元海的身影,但马元海却无任何功绩,而像他这样混迹于军阀家室之中,但又无甚作为的反动者,屯金藏银的行为倒也是与其十分契合的。
党中央根据陶家兄妹的优秀表现,不但对他们二人提出了表扬,还授予了二人“三等功”的光荣奖励,另外党中央还特批了一台缝纫机送给了他们。
三等功的殊荣自然是极为珍贵,而对于像陶家兄妹这样的老百姓来说,一台在彼时时期极为稀罕的缝纫机,才会更令人欣喜,而我们也应向陶家兄妹学习,将集体高于个人的优秀思想延续传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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